婆婆来见我时,带来了那张旧卡片。
卡片被贺庭舟捏皱,边角沾着血。
“他砸了杯子,说自己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”
我没有接。
“他变成什么样,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”
婆婆红着眼睛道歉。
家宴那天,她制止过苏芮,却没有真正阻止贺庭舟用钥匙开门。她说当时以为儿子只是去安慰我,没想到他是把我拉回客厅。
临走前,她留下一封道歉信。
我没有拆,直接交给律师。
律师问:
“他申请见最后一面。你拒绝的话,我替你回复。”
“不见。”
当晚,贺庭舟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。
他提出把房子和大部分存款给我作为补偿。
我拒绝了房子,只拿走依法属于我的部分。
律师有些意外。
“你确定?房子的市值不低。”
“我不想要任何让我想起那个地方的东西。”
那栋房子的浴室里,他曾蹲在那里,一边挑一边说“别动,扎深了更疼”。
书房的门后面,藏着他和苏芮深夜讨论“训练方案”的声音。
客厅的沙发上,我无数次蜷缩着等他回来,以为他是唯一安全的人。
我不需要那种安全感。
那种安全感的代价,是我必须永远害怕除他以外的所有人。
半个月后,我拿到那封信。
贺庭舟写起第一次接受苏芮建议的原因。
那时,我拒绝参加他的公司年会。
同事笑他娶了一个藏在家里的妻子。
他替我挡了回去,却开始介意别人如何评价他。
苏芮是他的同事,学过几门心理学选修课,总说社恐是惯出来的。他信了。
第一次逼我接电话,是想证明他能改变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