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里人发现那些东西的时候,我已经在边疆待了五天。
但我到医疗站的第一天就后悔了。
不是后悔来,是后悔没多带两件厚衣服。
海拔四千二,昼夜温差四十度,帐篷缝里灌进来的风跟刀子似的。
第一晚我没睡着。
高原反应把脑袋箍得像要炸开,胃里翻江倒海。肋下那个位置闷疼,一直在,甩不掉。
纱布又渗了。我咬着牙坐起来,借着手电的光给自己换药。
第二天早上我出帐篷,腿是软的。
赵叔蹲在帐篷门口抽烟,抬头看了我一眼,目光停在我捂着肋下的手上。
"你身上有伤。"
不是问句。
我把手放下来:"旧伤,没事。"
他把烟头摁灭在鞋底,站起来,比我高一个头。
"带着伤来这种地方,是拼命还是逃命?"
我张了张嘴,没答上来。
他也没等我回答,转身进帐篷,过了一会儿扔出一个加厚睡袋,砸在我脚边。
"先活着。再说别的。"
这是赵叔。在这儿待了八年,送走了十几批轮换的年轻医生,自己一直没走。
第三天我开始接诊。
有个牧民骑马走了六个小时来看病,小腿被铁丝划了一道口子,已经化脓了。我顶着头疼给他清创缝合,缝到一半眼前发黑,晃了一下。
赵叔在旁边递了把止血钳,什么都没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