袋鼠小说

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(1)（第2页）

　　接下来数星期，我全心研读这段历史。努尔哈赤的年表是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，再被译成中文及日文。这两种版本，都收藏在普林斯顿的杰斯特图书馆(GestLibrary）。当时及现在的地图虽然不够完备，但还足以显示战场的位置和地形。幸运的是，我研究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哥伦比亚大学的雷德雅(GariLedyard）教授告知，关于这次战役有相当多的韩国素材，是以流利的中国古文写成的。拿这些材料和中国的记载一并阅读时，可以让我们重建相当完整的战争场景。

　　就许多方面而言，这段战役令人吃惊。明朝以数个月的时间准备这次战争，几乎动员到每一省。在战场上，他们的数目远远超过满洲人，比例几乎达二比一。他们以火枪和用马车拖运的火炮，强化步兵的实力。但满洲兵除了骑兵外一无所有。明军挖设壕沟，还构筑障碍，但满洲兵仍然横冲直撞，冲破明军的队形，甚至还多次从山脚仰攻，突袭明军。从四月十四日到四月二十日短短一周，他们消灭了三路明军的人马，第四路不战而逃。这四路军的人马总计近十万人。

　　更不可思议的，是明军对于战争的管理细节。战役的统帅在指定前进路线后，却呆在离战场七十里之外。他在前线没有代理人，前线没有指挥中心，和部下间也没有联络官。明军溃逃时，大败的消息是从败阵的士卒和传令兵口中得知，这些字眼最后还写进送交皇帝的奏折中，显然没有更有力的资料来源。战地的军队并没部署成该有的攻击阵式，在其中一个极端的例子中，主将还走在部队的最前线，仿佛他们是负责带领成排队伍的士官。又有一次，多达两万的士兵居然把队形缩成正方形，似乎是在捍卫某个城池，努尔哈赤得以选择进攻方向，让风向不利明军，火药毫无作用。在另一个例子中，大军的指挥官居然弃守职务，向后逃跑，指挥作战部队的文官单打独斗，以致战死。战地部队的行动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协调过，满洲兵因而可以集中火力，从容消灭一列又一列的人马。几乎在所有战役中，明军根本无法抵挡第一波攻势。他们的指挥管道很容易破裂，整列整排的兵士就开始惊慌溃散。火炮对战争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，有些不曾部署，有些虽然部署，但装火药及发射的时间太过漫长，根本不是以速度和决心见长的骑兵的对手。总而言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军事史家只能同情名誉扫地的一方，但同时却不可能说他们好话。

　　但是，身为历史学家，不能太仁慈、和善或具有同情心。史家的主要任务，在于将他对历史的见解和现代的读者分享。以我的情况来说，我研究辽东之役的重点是指出，明军的错误从头到尾一致，不断重复，已经形成固定模式，这其实根源于中国历史的组织架构。在官僚管理下的庞大农业社会中，军队的人力、税赋、军务和补给都来自集结的村落，无从测试组织中无数的漏洞和欠缺的关联性。军队既已处于没有竞争能力之下，更不曾进行军事操练或演习，借以熟悉战争的技艺，因为高高在上的文官认为，实际的作战并不会发生。明代的军队本质上是支庞大的警力，由文官来率领。到当时为止，是靠两大基本方法来赢得战争：一是聚集庞大的军力，以人数众多来威吓敌军，如此不必努力作战就可赢得胜利；二是躲在城池里采取守势，希望借此尽快消耗敌军的战力。就运用这两项技巧而言，辽东之役的策士和战地指挥官并不算怠忽职守。但他们其后所遭遇的局势，却完全在意料之外。努尔哈赤是个军事奇才，早就洞悉对手的能力与极限，他为这次和明朝的大摊牌，已经认真准备了三十五年。他集结部队，编排成各“旗”，都是为战争而做准备。对英国陆军官校和美国西点军校的教师而言，努尔哈赤的策略简单易懂，但他的敌手却看不出来。

　　不过，身为《剑桥中国史》的作者，我却碰到技术上的问题。呈现这段史实却不补充背景资料，就像故事只讲了一半。读者可能因此相信，一小群主将的无能，最后竟然让中国被异族统治近三百年。然而，在确定失败该由谁负责时，我却不知如何划清界线。就像拔野漆树一样，三尺高的树可能有长达二十五尺的根，而且还没完没了。如果我对章节中的每一历史事件都补充背景资料，三万字势必不够用。

　　此外，如果把我想讲的话全说完，可能会招来批评：侵犯了共同计划其他作者的指定领域，把个案变成综合性的讨论，甚至超过我们自订的期限。如果中国的农业帝国官僚是军事失利的原因，我的发现没有理由只限定在1619年。亚瑟·韦利(ArthurWaley）曾翻译1840年到1842年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国文献，在大后方所发生的问题和我的描述差不多，当时的管理者还是努尔哈赤的后代子孙。这番对农业官僚的批判，只要稍微修正，也可以用来形容中国海军于1894年在黄海败给日本。结论可以继续延伸，解释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何挫败。基本上来说，直到20世纪，中国一直近似只有农业的社会，大体上是由官僚来管理。国民党在政府组织上层创造出现代的外观，但底子里全国仍是村落的结合体，管理方式不可能比明朝或清朝更企业化。

　　这样的困扰并非我们学者制造出来的，而是中国历史的特色之一，而且特色一脉相连。事实上，组织的因果关系可以穿越时间，渗透进每个历史事件的表里和各个层面。在处理《剑桥中国史》时，我们的问题终于靠折衷之道而获得解决。德国杜宾根(Tübingen）大学的提勒曼·格林(TilemannGrimm）教授夏天时来参与我们作者的研讨会。他是《远东杂志》(OriensExtremus）的编辑之一，这本汉堡的汉学期刊曾在1970年刊登我的文章。这时我已写好一万字的辽东之役草稿，背景因素一应俱全。提勒曼同意带回德国，和另外两位编辑商量发表，我知道自己已尽了对一般读者的责任，未来我只要从中摘取两千五百字及两张地图，并入《剑桥中国史》即可。摘要只需有基本事实，再加一则注释，让读者知道去哪里进一步看到全貌。

　　但是，我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偏重垂直面，而不是水平面的特定议题，早已带给我不少麻烦，未来还会引起更多问题。这很难加以解释，尤其是在我个人陷入沮丧及焦虑时。我似乎已有够多的麻烦，没有心力再去注意技术上的细节，这些微细的差别充其量也是抽象而遥远。

　　我被解聘了。这是侮辱，也是羞耻。这个事实会永远削弱我的尊严，有人主张我应该忘掉这整件事，全心投入创作。说这话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场，我无法忘记这件事，因为别人也不可能忘记。无论我到哪里，似乎都贴着不名誉的标签，我被迫采取守势，但又没有反驳的机会。有能力的专业人士永远不可能被解聘，这是大家的预期。失败就是不名誉，没有人会替你找借口。在大众面前，我没有能力去保护内人和小孩。

　　要我投入创作也是不切实际的说法。我没有办法再找到另一个职位。即使牟复礼和崔瑞德试着帮我忙，其他人也是，但没有人会雇用一个刚被解聘的六十多岁的人。

　　格尔和我到京斯顿(Kingston）的社会福利局去。数周后我们收到通知，概略算计出，如果我在六十二岁时退休，每月可能收到四百美元的社会福利金。我的TIAA和CREF年金计划可让我每个月多添两百美元。这些还不到我们每个月最低生活费的一半，更不要说房屋税和其他杂项支出。我们也去研究失业津贴的可能性，京斯顿的失业处坐落在松丛路(PineGroveAvenue），前身是铁路车站，事实上，铁路局的标志还挂在墙上，一旁贴着新告示：“纽约州劳工局”。内部陈设和几条街外的社会福利局差不多，一进门是接待处、钢制的拱形椅、塞满手册的架子、依个案而散置不同地点的桌子。但是，只要匆匆一瞥，你就会发现气氛毫不相同。在这里等候的男人脸也不刮，衬衫起皱，他们的精神已枯萎了六、八或十二个星期。一名身穿黑衣的壮硕女子独自坐着，看来心烦意乱。办公室的布置比社会福利局还破烂不堪，这里根本欠缺那里的安适与轻松。

　　我们被带到一个地方，天花板垂下一个标志：“初次申诉”。没有椅子可坐，我必须抬起下巴和负责的女士对话。她坐在桌子后方，但位置比我们高了一台阶，桌子则和我的视线同高。就像在法庭一样，辩护律师必须抬头向法官求情。她后方有一台正在转动的电扇，让她的声音更容易传达给我，而不是将我的声音传给她。

　　不过，这位女士倒是很愿意帮忙。她清楚回答我的问题：是的，在某些情况下，可以同时领取社会福利金及失业津贴。她身子往前倾，给我看一份申请书，上面有两栏，询问申请人是否领取社会福利金和退休金。不过，她把表格只给我看一眼就收回去了。我必须等到真正失业时，这个案子才能受理。在此同时，她给我一本手册。手册说，申请人必须定期证明他没有办法找到工作，而遣散他的雇主可以质疑他的申请。我把手册一丢。我已经受够我的雇主了。

　　我的雇主是克里夫顿·小华顿(CliftonRWharton，Jr）博士，纽约州立大学校长，一年控制的预算接近十亿美元，办公室在奥本尼(Albany）。他写信给崔瑞德：“在经费缩减计划中，黄博士的表现或成就从不曾获得负面评论。”但是，在纽普兹，为了要撇清批评，不愿被人说他们受制于系及学校里的一小撮人，他们公开及私下都说自己做对了。如此一来，他们简直在暗示，被解聘的人活该。你要求他们解释时，他们会说，到奥本尼去诉苦吧。你到奥本尼去抗议时，只会见到代理副校长。他会说，都是各校自行决定。他会尽可能谄媚及同情你，同时抱怨自己的权限有多小。你当下便知，这个年薪四万美元的官吏只会解决行政问题，不打算维持正义。我就坐在那里，成为他的问题。为了正式递出抱怨，你还必须经过工会。根据泰勒法案(TaylorLaw），任何州立大学体系的员工，都必须接受UUP(UnitedUniversityProfessionals，大学专业人士联合工会）的管辖，不管是否为工会会员。“我不知道。”工会代表说：“如果你想递出抱怨函，我们会帮你忙。但我不知道成不成功，这张合约定得不好，上面的确写着他们有权终止教学计划。”我也可以上法院去告特定的行政人员。他知道非西方研究的危机处境，要我们保持耐心，他会去处理。多年来，他一直给我许多保证和解释，有些书面的承诺自相矛盾，站不住脚。格尔还陪我去见律师，上了一堂阴谋、诈欺和欺骗的课。重点是纽约有部公务人员法。如果一个纽约州的公务人员被卷入民事诉讼，事涉“责任范围和在职期间”，如果获判赔偿金，是由州政府来负担，就像保险金一样。附带条件是，被告在被传唤或接获申诉时，应由首席检察官来负责辩护。我真的希望和纽约州的法律人员牵扯不清吗?而且由纳税人来负担赔偿金吗?我甚至不想要回我的工作。我只希望能揭穿我被解聘背后的政治阴谋，以洗刷我的名誉。我必须找到同事当证人，三名同事愿意替我作证，其中两位更是十分热心，但第四位就犹豫不决了。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后，我不得不放弃。但是，如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，我一定会被视为懦夫。我将符合一般人对中国佬的刻板印象：四处含糊其辞地抱怨，但必要时却尽量避免正面迎战。

　　在普林斯顿无眠的夜里，我感觉血管中的愤怒逐渐扩大流窜。这时我开始体会到，有些人在正义不得伸张时，为何会丧失理性，变得很粗暴。我甚至做不到这一点，因为我的工作虽然不是很有创造力，但也隐含相当有趣的内涵，可以帮忙填补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间的差异，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呈现，并出之以一个普通人的闲聊。上述论点正接近被接纳的关键点，如果我再待久一些，也许会成功。

　　身为历史学家，我有许多人没有的优势：我可以意识到命运的干涉。生命中许多事件的真实意义，由于我们涉入太深，因此无法自行评估，更不用说事发当时。一想到我到纽普兹是纯粹意外造成的，我就觉得宽慰不少。如果航空公司职员没有让特定的两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机上紧邻而坐，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运。

　　1967年，格尔怀着杰夫时，我正在找工作。伊利诺有个工作等着我，但我们都不想回去。我正要飞到印地安那去面试，但那也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。电话适时响起。纽普兹区域研究系的系主任彼得·莱特(PeterWright）问我，是否愿意去教中国历史。他才去过芝加哥，参加亚洲研究协会的年度大会，希望找到教师，但没有收获。在回程的飞机上，他的邻座坐着我的朋友余英时。他们彼此介绍自己，当成开场白。为了让故事更曲折有趣，其实余英时之所以和我在人生的旅途相遇，也算是一段奇遇。十六年前，也就是1946年时，我在中国东北遇到一位余协中先生，他是哈佛的历史学硕士，是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参谋长。由于我是代理司令官的副官，因而有幸在总部的晚宴时坐在他旁边。十六年后的1962年，我在安亚堡修历史学的博士学位，刚从哈佛毕业的一位余教授，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。这位余教授，就是那位参谋长的儿子，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。余英时这回去参加大会，也想替我在东岸谋职，不过也没有成功。在下飞机前，他把我的姓名和住址给了莱特。

　　我去纽普兹面试，一切进行顺利。除了大学的行政人员和区域研究系里的教职员以外，我还接受历史暨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的面试。一周后，我受雇为副教授，年薪一万一千五百美元，足以符合我当时所需。

　　纽普兹离纽约市七十五英里远，约当到奥本尼高速公路的中间点。它位于开兹奇尔(Catskills）山脚，山景秀丽，尤其是秋天来临时，整个乡间尽是一片红、棕、橘、黄及紫色，间接点缀着残绿。我于1967年开始在此地任教时，学校的特色之一就是注重对外国的研究。我们“赖以维生的课程”是“亚洲文明导读”，是大学生的必修课，每学期通常有三到五百名学生注册。每周在大礼堂授课一次，之后全班再分成二十组，接受十来位指导老师不同时段的教导。现在回想，这样的安排对学生及教师而言，都是相当有益的训练。在一般授课时段，中国历史共有四堂课，也就是说，在四个五十分钟内，必须讲完中国文明，包括从天上到人间，从孔子到。在不同的学期内，这四个主题我全都轮过。通常我说英文时不无瑕疵，有时省个元音，有时略过子音，有时多出个音节。讲到激动时，我的前一个句子往往没说完，在新主意的驱使下说出第二个句子时，不会向听众预告。但在一般授课时段，可不能容许这样的缺点。授课内容必须经由麦克风传送，面前是挤得满满的学生，座椅都没划位。讲者不知所云，或无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时，学生就可能开始出走，首先是从后排的零落座位，然后是大厅，最后甚至当着讲课者的面直接走出去。如果讲得好，学生会以掌声鼓励，讲不好课堂会陷入一片死寂。在学期中，授课者会被学生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评估。我必须不断练习我的讲课内容，通常借录音机之助。幸好我一学期只要在大礼堂授课一次，有很多的时间准备。

　　不过，准备时最辛苦的部分是授课内容。乍看之下，似乎不可能在五十分钟内涵盖两百多年的中国历史(每分钟四年），或是在不到一小时内讲述中国哲学，但又不能遗漏重点，否则同事在分组讨论时便会无以为继。只会丢出一长串历史事件名单是不行的，散乱的事件必须彼此相连，整体组织成一个个分别独立的故事，描述又必须详实生动，抓住初学者的注意力。我的方法是先写下所有初步的念头，而后再慢慢充实内容。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之间，我被训练成以大历史的方式来思考。随着授课过程的重复，多年下来我不断寻找以最少的字来传达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要义，并加强对事实的注重，以面对人数不少的听众。这番新经验，加上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，终于让我产生热情与使命感。

　　在纽普兹，我带领的研究生并不多。大多数研究生是以教育学硕士为目标，因为这是想在纽约州教书的必备条件。关于他们的作业，我常常要与教育系系主任协调，他则让我全权做主。这也是在小学校教书的好处。在名校中，教授很少不伤痕累累的，因为必须和同校的人类学家、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学者辩论不休。纽普兹还常准我留职停薪，我因此可以获得其他机构的研究奖金，但是，种种福利最终都要付出代价。

　　多年后，我看到一篇文章时才发现，在1960年到1970年这十年间，纽约州立大学的注册人数增加四点四倍，教职员增加四点七倍，而同期间的预算则增加近八倍。事实上，我是在丰收期间被雇用的。而且，当时预期这种扩张现象还会持续，1980年的注册人数预估是1970年时的两倍。我们于1967年抵达校园时，到处都在进行工程，未来似乎是一片美景：老旧的校舍势微，更流线形的新建筑称霸，以前的苹果园纷纷铲平，由这些玻璃水泥的新建筑取而代之。

　　大学前后三任校长影响我的任教。我从没见过哈格提博士，他在我到任前不久就退休了。但我听说，威廉·哈格提(WilliamJHaggerty）是个独裁者，也是有魄力的人。当应征者来接受教职员职务的面试时，据说哈格提会开车到车站去接，并抢着拿应征者的公文包。冬天时，没有人可以自行在校园内结冰的池塘里溜冰，必须等哈格提校长开着扫雪车上池塘，确定安全无虞才可以。由于他一直把纽普兹视为私人财产，许多教职员因而与他对立，但他有技巧也有能力去对付异议分子。他要他们离开，而有些人也真的走了。有一件事是哈格提绝不妥协的：所有的学生都必须接触非西方文化。纽普兹的课程十分严格。最重要的，每名学生不论主修的是物理或音乐，都必须修过亚洲及非洲研究才能毕业。因此，此地的教职员很有国际色彩，在乡间校园是相当罕见的景象。

　　代理校长呆了一年后，约翰·诺麦耶(JohnJNeumaier）于1968年秋季就任新校长。在这段过渡期间，发生了两件事，影响全美国的高等教育，尤其是纽约。一件发生在春季，一名年方二十、名叫马克·洛德(MarkRudd）的哥伦比亚大学大三学生，反对在晨边公园(MorningsidePark）兴建体育馆，因为这个建馆行动充满种族主义色彩，会侵害邻近社区黑人的休闲娱乐区。抗议四起，校舍被霸占，哥大在五月封闭。其后校园的**不安横扫全美。在SDS(StudentsforaDemocraticSociety，民主社会学生联盟）的带领下，这运动的方式是借由**，达到修正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目的，并要美军自越南撤军。纽普兹最初并没有卷入，但随着运动的日益扩大，终于在诺麦耶任内时插上一脚。

　　另一个影响校园的因素是全国经济。早期对无限制扩张的乐观，后来证明并不切实际。1968年事实上是纽普兹的第一次预算删减。更严重的问题是，在那段轻率的成长期间，并没有加强与中间阶层的联系。新宿舍启用时发现的缺失更和全国趋势同步。宿舍开始建造时，一般预期人口持续成长，自然资源无穷无尽，明天的钱会比较充裕。宿舍完工后，外表看来似乎符合建筑师的特殊设计，整个区域都经过绿化，种了新树苗，挖了人工池塘，但一旦搬进去住后，机械问题层出不穷。门常常卡住，警报器没接上，许多房间内找不到桌子。没有人清楚访客的规矩何在，女学生理应有“个人宵禁”，但年轻女孩抱怨室友的男性访客日夜耗在那里，害她们无法过正常生活。在此同时，州立大学宣布，一学年的住宿费用从三百八十美元调高到五百五十美元，调幅高达百分之四十五，而原先的费用就已经高过其他州立大学的平均住宿费了。无独有偶，纽普兹教职员间欠缺内在凝聚力，扩张终于停顿时，更突显这个问题。哈格提时期压下来的许多争议，在此时全部浮现。

　　诺麦耶出生于德国，英文不免有口音。不过，他的遣辞相当有诗意，因此听来颇为悦耳。他先前担任明尼苏达木海德学院(MoorheadCollege）的校长，成效斐然。他介入地方政治，被认为是反战人士，常形容敌人是“法西斯主义者”，朱璐·帕森(DrewPearson）还为此写过专栏。有些不满的教员批评他：“看看诺麦耶，他说起话来像是普罗分子，但从头到脚穿得像布尔乔亚，穿着昂贵的成套西装，打上领带，别着金袖扣!”事实上，诺麦耶不是革命分子，也不曾宣称自是。我和他会面数次，知道他是那种学院派的进步分子，饱读诗书，用意良善，但不清楚自己的立场。1970年，俄亥俄州国民兵枪杀四名肯特州立大学的学生。第二天，纽普兹的学生和教职员在旧行政大楼前举行示威。诺麦耶抓起麦克风，表达他对他们的同情立场：“我的母亲死在毒气室里，唯一犯的罪就是从文化上来说，我们是犹太人!”当时在校园内的一项调查显示，约三分之一的学生认同犹太教。

　　诺麦耶引以为傲的是，在全国动荡时，纽普兹安然度过，毫发无伤。如果妥善评估当时局势后，必须承认他并非没有功劳。SDS当时的策略是引发对立，一旦在某处点燃火花，势必能火上加油。纽普兹可以说是发动致命一击的适合舞台，一名认同SDS的学生已在校刊上发难：“诺麦耶博士到底以为他在骗谁?”校长吞下这个侮辱，更进一步认同极端主义的主张，这的确避免了校园在艰难时刻落入外来煽动者的陷阱。多年后，诺麦耶被指控在混乱时期采取放任政策，一夜间越共的旗子升上了纽普兹的教职员大楼。事实上，这种野蛮行为和行政单位的纵容没有关系，实际上也没有造成任何伤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