袋鼠小说

第二部 我所付出的代价(1)（第4页）

　　然而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。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，爱德华·崔普再度抱歉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。但他告诉我，审稿人的报告来了，非常有好感。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，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，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。事实上，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，他的结论如下：“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，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。不过，有这样的报告，我想你无需担心。”说也奇怪，信是在十天前写的。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，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。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。信的开头就很乐观：“从中国来的好消息!”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，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。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，他认为希望很大。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，那时我们都在为《抗战日报》工作，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。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，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，批评声浪愈来愈大，最后形成**。他曾遭下狱、拷打、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，长达十年以上。最后他终于回来，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，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，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毫无王牌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。

　　我的当前问题是，兴奋紧接着长时期的郁闷后而来，让我完全不知所措。以这趟曼菲斯之行来说，我出发时并没有留太多时间。我的车子停在普林斯顿客房和火车站之间的停车场上。停车场前方是个名叫“哇哇”(Wawa）的食品市集，我替自己外带了一份鸡肉沙拉三明治和一杯咖啡。已经过了下午一点，但我却还没有吃午餐。过去数星期以来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一定让我丢三落四。我的车子停在同一个车位，但车子里是成箱的书，是我从纽普兹带来的参考资料，结果不但没看，甚至也没拿出来。油量在最低点，能否开到机场都成问题。幸运的是，这是个偶数日，我的纽约车牌AUG188是偶数号码，所以我可以买三美元的汽油。我在城外不远的加油站加完油，时间不多了，我急着赶到机场去，居然在普林斯顿南方一处路标不明显的地方迷了路。我停下车来向一名妇女问路，但也没有用，她指引的方向让我在一堆次级公路中打转。路也太多了。忽然之间，我回想自己问的是去“机场”的路，并没有指明是在川顿(Trenton）的马瑟郡(MercerCounty）机场。如果她指错方向，该怪的是我。又过了十五分钟，才把错误更正回来，解决之道是把车重新开回一号公路，才能直接开到机场。这时每一分钟都很重要，我很可能错失接泊的班机。我转向295号州际公路时开始下起雨来，倾盆大雨夹着打雷。信不信，这时挡风板上的雨刷居然不肯动。1971年出厂的杜林(Torino）已经有九年的历史，到普林斯顿后就很少使用。我想不起来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开过，也记不起来何时在雨中开车。现在雨刷既然不肯动，前方是一道洪流，只有一小片玻璃挡着。我打开闪光灯，摇开车窗，在暴风雨中探头看前方的路。在一刹那间我咒骂自己：如果我没有走错路，或是提早半小时出发，就不会发生这些事。但下一分钟常识警告我，现在正是发生车祸的绝佳时刻：在情绪上很着急，设备有所缺失，路面危险，天气又不佳。想着想着，车速不禁慢下来。车子以蜗步前进，而且贴着路旁，避免接触其他的车辆。我闻到雨的味道，雨水流进眼睛、鼻子里、沿着衣领流进衬衫里，微微刺痛。最后五英里路仿佛没完没了的奋斗。

　　开完最后一段高速公路时，暴雨也停了。雨并不是突然消失，而是被风刮向东北方，一半的天空宁静发亮，另一半阴森黑暗，下方新泽西的平地也就分成两半。幸好我前几天曾亲自来买机票，对机场方位还算有印象，停车不成问题。我跑进建筑物中，发现接泊机还停在那里，松了一口气。一定是因为暴雨才多停留了数分钟。我是最后登机的人，发现机上还有不少空位。我挑了个靠窗的位置，喘气看着这架双引擎的涡轮推进接泊机起飞。飞机着陆的轮子不比飞盘大多少，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溅起水花，但离地面后仍然运转，直到摩擦后才完全停下来。着陆装置并没有收入机身里，因为毫无必要。我们正在进行短距离的飞行，会先停在北费城，然后再飞到国际机场。通过德拉瓦河上的惠特曼桥时，看到后备役的海军舰队，包括各式各样的船，整队船舰在解除武装后静静停在水上。

　　到费城国际机场时，我才发现我们的班机延误了。该班飞机应该是来自北方，受制于气候状况而无法准时起飞。最后飞机终于抵达，我们上了飞机，飞到匹兹堡，但已经延后一个多小时，往曼菲斯的班机不等我们就飞走了。机长在飞机滑向航站大厦时，透过对讲机宣布这个坏消息，建议错过班次的旅客去柜台安排住宿。对航空公司来说，这些事必定是家常便饭。飞机一着陆，我们没有花太久的时间适应，一辆轿车把我们接到匹兹堡郊区的一间高耸的汽车旅馆。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长途电话，我怕格尔已经到曼菲斯机场，怕她打电话到普林斯顿客房又找不到我。我必须拜托经理传达我的讯息，报上我的名字、班机号码和明天抵达的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求他一定要告诉她我人在匹兹堡。一般主管不会愿意跑这种差事。他们会说：“噢，可是人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电话。”但让我松了一口气的是，这位亲切的经理老远就说：“好的好的，黄先生，旅途愉快。明天见。”

　　我甚至不知道这家汽车旅馆的名称。不过我注意到，建筑物仍相当新，玻璃窗还染色，但住房还不到半满。电话亭附近有几台贩卖机，还有微波炉，可以让人加热康宝浓汤和洒上番茄酱的成杯意大利面。这一整天忙进忙出，让我没什么食欲，即使在飞机上，我也几乎没碰机上供应的小点心。现在看到食物却让我想起，我把咖啡和鸡肉沙拉三明治留在车子里，就放在书旁。在酷热的夏天，食物和书必须一起放在铁皮车顶之下达三天之久。如果咖啡倒了一地，我也不会吃惊。

　　洗完澡后倒在床上，我才渐渐回过神来。我一生中总是到处奔波，总是急急忙忙，有时会开始同情自己。为什么我不能放轻松?一份三明治、一杯咖啡、一辆车，甚至一堆书算什么呢?这些书不过是明朝的记录，是四百年前的文告和事件的再制资料，其中虚虚实实，实实虚虚。如果我的书能出版，我的参考书就已经达成目的。另一方面来说，如果我的书稿永远找不到书商，我的藏书即使保持崭新状态，价值也不会增加。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应该学会和未知的力量妥协。今天早上，我很确定晚上会和内人及小孩在一起，谁会想到我会睡在匹兹堡的旅馆里，让计划好的周末几乎只剩下一半?我应该容忍不可预测的力量，做好调适，即使永不放弃目标。

　　我无法辨别自己在匹兹堡的哪个区域。匹兹堡是个有趣的城市，这倒是可以确定的。数年前我们来过这个地方，却走错方位，只看到贫民窟。又有一次是从上方飞过，飞机的高度在城市天空线以下，景象非常特殊，你可以形容是看尽远方摩天楼的中层窗户。这次是从山路进城，看到现代化的建筑和快餐店，附近的岩石上有许多松树。同一个地方，观点不同，视野就不同，全部加总，生命因而更有趣。

　　我还没告诉格尔，如果这两本书可以出版，我应该认真考虑写回忆录，不过不是一般定义的回忆录。在美国，写回忆录的人包括前总统、前国务卿、四星上将、文人、男女演员或是黑手党头子和应召女郎。我不属于任何一类。我的回忆录可能不情不愿，是一个平民请求妻子允许牺牲一部分的权，以赢取肯定，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，而是为了他的背景，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。

　　我一辈子中从来不曾认真考虑加入任何精英团体。我不曾享有声望，也不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，才在学术圈建立权威地位，更不要说我最近的耻辱。我应该持续找工作，申请研究奖金，但我最近开始尝试，却发现前景不是太看好。我会有工作，但翻译工作却有违我的想法和目标。

　　让我这么说吧：菲德瑞克·杰克森·透纳(FrederickJacksonTurner）是美国历史学界的名人。在上个世纪交替期间，他以“边疆理论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。他主张，美国的边疆不断往后退，有助于美国形成民主体制。透纳是位出色的作家和演说家，却不是好教师。他指导了许多博士论文，徒子徒孙将他的理论演绎成内在边疆和外在边疆、首要边疆和次要边疆、初期边疆和晚期边疆、北方边疆和南方边疆。种种努力只造就出一个透纳，却制造出许多模仿者。他们欠缺自己的想法，因此减弱了透纳主题原有的活泼精神。在美国大学里教授中国历史，虽然处理方式不尽相同，但就某些方面来说更糟。最大的障碍是，中国领域的史学家往往模仿欧洲和美国的史学家。在英国历史学家中，有研究都铎时期的法律专家，许多美国史学家则以殖民时期和外交政策作为专业领域，因此中国历史想必能找到相符合的领域。一旦位置确定，由教师带领学生将历史分解成小部分的同样过程，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。论文题目竞相以罕见为尚，似乎主题愈难以理解，就愈有学术的原创性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亟需探讨的广大领域完全不受重视。既然学术出版只是为了学术研究者本身，是否卓越就不在一般大众考量之内。

　　这样的方法有严重的缺陷，也许最大的风险来自于将许多年轻学者制约在短视和地方化的视野，让他们来不及习惯中国问题的广大无边，也就是说，借着中央集权化的官僚管理，操纵整个国家。那些学者所提出的批评，通常是基于西方体制的逻辑，到目前为止和中国并不相关。他们急于将这样的逻辑应用在中国，不管技术上是否可行，反而可能使逻辑更无法适用。不过，仍然有部分学者研究中国的远古时代，却没有提出和现代相关的问题。就我的观点而言，这实在是很可悲的浪费，因为当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即将融合之际，所有的中国历史学家都应该对此目标有所贡献。如果看到事情无可避免要发生，却不曾努力让自己的辛苦不白费，简直是故意自外于这一切。

　　我相信许多同事都意识到这些缺失和风险，有些人私下表达他们的关切，但要快速调适并不容易。即使是西方世界的学院派人物，都无法避免自身的官僚架构。这个问题牵涉到经费、权威、传统、组织、教材、课程、出版标准、来自其他系的压力、大学间的敌对竞争等等。急着改变可能重蹈马克·洛德的覆辙，或是正如亚瑟·莱特指出，要先确定九十五点主张。现在，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，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丧失，我终于可以行使作者的特权。

　　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让我和一般读者对谈。由出版社最近出版中国书籍的数量，可以得知美国大众对中国感到兴趣。我想呈现的是站在美国立场的我，在我六十一岁的生命中，绝大部分的时间可以平均分成中国和美国两部分，我在中国住了二十八年，在美国住了二十七年，其中最后五年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。其他六年则呆在印度、缅甸、日本及英国。我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训练来自中国，但我对历史的了解，包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，是住在美国数十年所发展出来的。我可以说，如果我没有离开中国，就不会有今天这番认识。如果我只在这个国家住了五年或十年，也不会有相同的了解。安·泰勒(AnnTyler）曾说，她在街上无意中听到一段对话后，必须让话语在头脑里漂流一段时间后，才会说“我懂了”。再加上文化差异，我如果要具备类似的反省力量，其教育过程远比一般人的想象还要长。但我反省分析的方法，基本上和小说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我阅读的东西，听过的对话，在中国见证的事件，都只有在我迁居多年后才产生意义。由于离主体很远，又有够长的时间来发展后见之明，终于可以轮到我说，“我懂了”。此处没有必要引入术语和定义，如果观察者确有能耐，就可以从事件和稍纵即逝的念头中报道事情原委。

　　从我的观点来看，这件事比起和纽普兹纠缠不清重要多了。至少我在被遣散前已开启大历史的理论，我将出版的书也已指点不同的方向。我希望格尔可以同意，对我而言，如果要进行这个计划，她的持续支持和牺牲是不可或缺的。

　　扩大参考架构的优势在于，一旦界线清楚，才更容易看到长期的发展。在国共内战后三分之一世纪的今天(译按：作者撰作本书时），就历史观点来看，甚至国民党和都可以视为不只是对手，而且还在一个巨大的运动中互补，只是彼此偶有重叠。以此观点视之，我们阅读中国现代历史时，就不会连连沮丧，反而会看到全本的戏剧在眼前开展，朝向可以描述的结局，不再缺乏希望与期许，纵使还会有挫败及暂时的逆转。中国历史很可能即将融入世界历史，不但是空前的进展，而且是实质上的融和，许多事实和事件都可以支持这个乐观论调。历史学家只要定出时期的前端及后端，其间的里程碑会展现出一致的直线进展。没有一件事会被隐藏或消除，没有一件事会无法诠释，也不会只重复过去的错误。西方的历史经验也可以证实这段历史。

　　我很清楚，采取这样的立场让我孤立无援。多数历史学家不在乎重新评估远古的事件，甚至以夸张的角度来看古代的伟人。但我认为，即使是蒋介石和的作为，也应该被放在三四百年的历史架构内来审视，他们的意见并非对历史问题的肯定解答，他们终究必须吸纳入历史学家的视野。我的这番见解很可能让自己显得傲慢荒谬，甚至有挑衅和引发分裂之嫌。数年前，已故教授亚瑟·莱特看完我的立论后，对我说：“如果你想确定你的九十五点主张，就要让别人知道这些是你的九十五点主张。”我设法找到一位正直又有名的编辑，他对我的史学观很有兴趣。但他试着出版我的作品却没有成功，事后写信给我表示，为了要被接受，“必须很有名气，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。”

　　在上述的建议中，一是强调权威的存在，一是反抗权威，让我十分困惑，左思右想，徒劳无功。事实上，在我一生中从来不打算当极端分子，更不用说要像马丁·路德一样，开启另一波宗教改革。我甚至没有打算宣称自己的原创地位。对我来说，大历史的概念是无意间得之，是生活经验的一部分。在美国当研究生和劳工时，我常被在中国的痛苦回忆所折磨，不时陷入沉思。后来当教师，拿着麦克风站在五百名大学生前，无法立即解释：为何康有为失败了，孙中山失败了，袁世凯失败了，张作霖失败了，陈独秀失败了，蒋介石失败了，而也失败了。为使我的讲课内容前后一致又有说服力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说，中国的问题大于上述人士努力的总和。中国文明将和西方文明融和的说法，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事件。上述不同阶段的失败必须被视为阶段的调适，以达成一致的终点。对我们这些有后见之识的人来说，这点很明显，但舞台上的演员看不到。上述推论已够惊人，而前景中现代科技的加速演进，使我们不能将昨日的头条新闻视为当代事件，必须当成历史来处理。上述种种因素让我没有太多选择。

　　问题是，虽然我不免自恋，但决定出版的人可能会说，在处理学术内容时，我应该遵照学术的格式，先要有术语和定义，然后再把我的论点定义在历史的某个分支之内。如果建议是由商业出版社来出书，那么我就应该让主题更为轻松有趣。注释必须剔除，内容要重新编排，让住在郊区的读者能放松自己，这才是将产品推到市场上的唯一方法。

　　我听得太多了。

　　8月初，《剑桥中国史》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坊有个长长的周末假期。那个星期五和下个星期一都不开会，也没有特别活动，让我们可以偷溜出去几天。格尔已经来电多次，要我去曼菲斯住几天，但我出发前，在杰斯特图书馆被几件事耽搁了。

　　我被解聘对内人的影响更大。整个春天，我们都在讨论是否该采取法律行动，去上诉是否可以挽回尊严，或反而更糟。这样的困境只会让神经更紧张。在曼菲斯，她的处境也很艰难，必须将我们的情况对南部内陆的亲戚解释。他们都知道，她嫁了一位华裔教授，但他们一辈子从未听说教授也会被“遣散”。她最担忧的，还是杰夫和我的心情，有一次她吩咐我：“你一定要照顾自己的健康。”又有一次，她说：“我希望可以早点遇到你，我们就会有更多时间在一起。”许多晚上，我独自辗转反侧时，这些话常在耳边回响。

　　就财务上来说，这趟行程似乎一点也不实际。再有三星期，工作坊就要结束，在此之前搭飞机住个两晚，似乎很奢侈，而且这时我们更应该开始盘算皮包里的每一分钱。

　　然而，这五天来事情有了重大发展。我接到耶鲁大学出版社的来信，爱德华·崔普再度抱歉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决定延迟了这么久。但他告诉我，审稿人的报告来了，非常有好感。除了部分语句的改进以外，他觉得没有地方要重写，章节就依原稿排列方式。事实上，崔普还附上审稿人的报告，他的结论如下：“你现在只需等到9月中旬，我们的出版委员会将开会做最后决定。不过，有这样的报告，我想你无需担心。”说也奇怪，信是在十天前写的。但琼斯厅的分信人把这么重要的信放错信箱，让我心又多悬了一星期。碰巧哈维也从普吉西来信。信的开头就很乐观：“从中国来的好消息!”他的妹夫黄苗子已拜访我的朋友廖沫沙，他在北京的朝阳医院养病。黄苗子请廖沫沙写中文版的序，他认为希望很大。沫沙是我四十一年前的好友兼室友，那时我们都在为《抗战日报》工作，我已有三十七年没有看到他了。他当然是三大异议分子之一，讽刺文章引来极左分子的批评，批评声浪愈来愈大，最后形成**。他曾遭下狱、拷打、被送到森林中的农场作苦工，长达十年以上。最后他终于回来，随时可能正式获得平反，如果可以借重他的名字，这本书要在中国出版应该不会太难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毫无王牌，但也没有理由继续灰心。